当前中国社会是否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理论界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肯定者忧国忧民,列举一些事实和数据,并用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来加以论证,希望尽快改变这种状态。反对者安富尊荣,根本不承认有关这方面的事实和数据,还说国际上通用的指标不适用于中国;认为提及这个问题是故意炒作,蛊惑人心,反对改革。本文拟谈谈自己的看法,摆事实时尽可能的少涉及国内学者个人的材料,多引用一些国外著名机构和国内权威机构的材料。还要分析一下当前中国这个严峻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由于这个问题大,我的看法肯定带有自己个人的色彩,欢迎批评指正。
一、 当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没有正式发表当前全社会居民贫富情况的材料。《２００６年中国统计摘要》只发表了《农村居民贫困状况》一张表,列举了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５年的一些数字。１９７８年贫困标准为每人１００元,农村贫困人口
２.５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３０.７%。到２００５年,贫困标准提高为每人６８３元, 农村贫困人口减为２３６５万人,所占比重下降为２.５%。应当说,这里反映的贫困人口减少的趋势,可能是对的,但具体数据尚值得研究。
上世纪末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熔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后来他以此为书名,写了一本书,轰动了中国社会。稍后,一对安徽作家夫妇陈桂棣春 桃,历时二年,跑遍了该省农村,访问了各级党政干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本《中国农民调查》,反映了农民贫穷的生存状况,他们受剥削压迫和拚死抗争的事例。２００４年１月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数３万册,可说是畅销书了(如包括盗版和复印,其数量更大得难以估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就是“三农问题”的由来,使人们对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的社会地位和贫困状况有所了解。现在党和国家经济政策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即源出于此。
另据国内外媒体报导,在全国进入小康社会的平均数后面,尚有大量未解决温饱人口,包括城镇登记和未登记的失业人口,城市低收入贫困人口和城市低保人口,农村无地、无职业、无社保的“三无”人口,因天灾人祸致贫的人口,等等。对这些人群的数量各方面估计不一,总数可能上亿人。
外国对中国贫困人口的估计值得注意。据世界银行的《２００５年世界发展报告》,估算了２００３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按贫困线每天生活费不足１美元计算,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１６.６%。(引者按:据此计算出绝对数为
２１４００万贫困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贫困人口在增加,这一比重在提高。美国的大报《纽约时报》２００６年２月26日转载联合国的数据说:“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大陆有１８%的人口每天生活费支出不足一美元(引者按:据此计算出绝对数为２３５００万贫困人口),在都市的每个角落中都可以发现穷人。”我们的主流学者对许多事情都提出要“与国际接轨”,这里联合国按对世界各国都统一使用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应当说是无可厚非的。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情况,我们的官方对此是忌讳谈论的。但事实客观存在,国内外的学者对此作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且莫提国内学者个人的观察,先说说国外的看法。还是上面提到的《纽约时报》说:“在过去的十年里,虽然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据称在在百分之七以上(引者按:据国家统计局数字,从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９%以上),但富人财富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穷人,致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世界银行２００６年１２月1日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中国１０%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２.４%。”这个数据一发表,打破了世界纪录 ,推翻了发展经济学(按: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总结一系列国家的经验,提出的“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这个原理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全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应会“水涨船高”。中国近几年的事实恰好与此相反,不能不引起举世震惊。
再看国内比较权威的、具体是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２００４〕》,指出:“最高收入１０%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４５%,而最低收入１０%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１.４%。”(本书顾问为多年连任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王春正、朱之鑫,主编孔泾源,经济科学出版社,第３页)这就是说,贫富收入的差距达到了３２.１倍。以上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主要观点和所列数据,基本上吻合,可以说是共识。
再谈衡量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这是一个中性指标,不带意识形态性质,二战后世界各国都在使用。国际上公认, 基尼系数在０.２以下,为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在０.４以上,过于不平均,可能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国家统计局机关报《中国信息报》透露, 中国的基尼系数,１９８４年为０.２４,２００４年为０.４７,二十年翻了一番。贫富差别拉大的速度如此之快,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世界银行在《２００５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关于部份国家２００３年贫困及收入分配状况表,中国的基尼系数为０.４４７,除了个别情况特殊的国家外,远远高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一般发展中的国家。例如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也是西方国家贫富悬殊手屈一指的国家,２００３年基尼系数为０.４０８,而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竟比美国高出９.６%。
这不是很值得严重关注吗?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２００３年基尼系数为０.２４９,中国比它高出约８０%。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２００３年基尼系数为０.３１６,中国比它高出４１%以上。近邻印度这个贫富悬殊举世闻名的发展中的大国,２００３年基尼系数为０.３２５,中国比它高出３７.５%。这些客观存在的严酷事实,难怪要引起国外的尖锐评论了。还是那份《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经超越美国、日本、韩国及印度。事实上,它已接近１９４９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文章说:“中国至今虽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经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在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份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除了贫富差距,大陆的社会心态也已经发生了畸形变化,许多中国富人把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冷酷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中。当被问及贫富收入差距太大的问题时,一名受访的富人声称:‘如果我们要达成完全的市场经济,就必须牺牲穷人。’”《纽约时报》这一段话,有的带有明显的偏见,但提到的一些事实,不是很值得发人深省的吗?
现在再看看我国主流学者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厉以宁,去年说:“中国贫富差距大吗? 中国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杀富济不了贫,…”“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即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的,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８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哪里像一个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家说话,完全是一个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的、赤裸裸的、凶狠的资本家咀脸的大暴露。据媒体透露,这个号称“厉股份”的学者、资本主义改革派兼官僚(全国政协经委副主任),其家属所敛资财在成亿元以上。存在决定意识。这么多的资本决定了他的上述言论,不是很自然的吗?
另外一个资改派学者樊纲,公开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两极分化…”(媒体介绍,樊纲是“京城四少”之一,曾去美国镀过金,被西方发达国家封为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个研究所一直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众所周知,美国福特基金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还有一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媒体称他是个官僚学者,睁眼不看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困事实,说什么“现在的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听上去好象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是上海滩的大秀才,最近(今年２月8日)答《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基尼系数不适用于中国。以此炒作,是反对改革。前不久他还硬说:“毛泽东时代中国贫富差距最大,那时贫富悬殊远远超过现在。”这些学者不顾事实,蛮不讲理,乱扣帽子,颠倒是非,由此可见一斑。这里需要摆一点历史数据,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关于我国的基尼系数,据统计,１９６４年为０.１８４,１９７８年为０.２。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由０.２６逐步上升至０.３４,９０年代突破了０.４。这一系列数字铁证如山,试问凭什么说毛泽东时代中国贫富悬殊远远超过现在?
我们的官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同那些十分武断的资改派学者比较起来,倒稍许客观些:承认存在分配不公,并且认为近年来贫富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但总的来说还处在可容忍的范围;而且坚持认为,中国尚未出现两极分化,提出要相当长时间才能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例如,前年国家发改委给予中国老教授协会财经研究所一个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课题,该所征询了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学者的意见,几乎异口同声是这种说法。老教协财经所的研究人员在内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不切实际的意见,认为当前的情况严重得很,内部搞研究,不能人云亦云,只“唯上”,要从实际出发,“要唯实”。但最后课题研究报告还是按照委托部门要求的口径交卷了。可见这是一个不能逾越的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