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二、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达到如此程度,不是偶然的。对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与主流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如所谓这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见《人民日报》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７日经济新闻版,樊纲短文《收入差距为何拉大》)试问经济体制改革二十多年了,把改革后出现的现在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归罪于旧体制,这怎么说得过去呢?还有所谓产生的原因,是“发展问题”。如樊纲此文认为,只有通过持续长久地发展,才能解决差距拉大的问题。也有人说:“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北大教授张维迎)把当前严峻的分配问题,推拖到未来的发展,这是不负责任,不想解决问题。事实是,从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６年,２８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１２倍多,在世界上的位置由第１０名上升为第４名。试问发展的时间,还不够持续长久吗?发展的速度,还不够快吗?在世界上排名的地位,还不够高吗?只追求发展,不管分配,蛋糕即使做得再大,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试问这样下去,要拖到哪年哪月才解决问题呢?

我认为,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１、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误导了我国的改革。我国著名的已故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曾经指出:“在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又渐渐滋长了一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 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为丁冰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所写的序言,此书１９９５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我认为,陈岱老的估计不幸而言中。由于西方经济学对我国改革的误导,当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是这种悲剧性后果的一种表现。

面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汹涌浪潮,我国的正派学者和有关部门也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社,１９９４年起组织召开了多次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出版了《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两本书(高鸿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６年出版),收集了与会学者包括陈岱孙、陶大镛、高鸿业、吴易风、胡代光、范家骧、李成瑞、奚兆永、杨德明、丁冰等学者几十篇文章,也有本人三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与产权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这两本书破除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及其对改革的干扰,起了一定作用。
中宣部１９９０年５月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尖锐地指出:“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极力反对我们揭露和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甚至主张加剧两极分化,期望中国出现更多的百万富翁以至亿万富翁,培植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即他们所谓的中产阶级,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宣称:“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其实,以所谓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和民主社会,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目的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培植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这里把我国那些信奉西方经济学搞自由化的人,他们要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政治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的了。由于高层领导的自由化倾向,反对这种正确意见,不择手段把它压下去了,结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态势愈演愈烈。

２、最为严重的是假经济体制改革之名,加速推行私有化,加剧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态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原来本意是要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下放管理权限,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调动企业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更快发展。这在全会的公报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时的著作中都讲得很清楚。

但后来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传入我国,与资本主义改革派结合起来,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弯曲为经济制度的改革,大搞西化、私有化,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分配的经济基础。

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１３页)改革开放前,原来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工厂,普遍实行八级工资制,工资差距一般限制在三至五倍。在农村,生产队普遍实行工分制,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个别时期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钣,干多干少一个样。这是当时已经纠正了错误,不是过去的主流。)在干部中,从１９５５年起至８０年代末实行行政等级工资制, 共计２４级, 月工资１级(国家主席)为５９４元(６０年代困难时期曾自动降低了工资),２４级(办事员)为４５元,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只有十二三倍左右。当时城市生活费用较低,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过去中国收入分配体现的公平精神,在世界上都是闻名的,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赞誉。

改革开始后,在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搞小农个体经济。小生产是一种不稳定的经济,个别少数人可能上升为富裕户,多数可能破产变成穷人。据人民网最近(２００７年２月下旬)报导,１９７８年揭开农村改革序幕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村民严德民说:“由于一家一户这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差不多有５０%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村长严宏昌(“承包”的带头人之一)的弟弟严富昌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所住草房的屋顶说,这里有一个大窟窿,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一到雨天,这里就漏过不停。由此可见,在宣布全国人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的平均数后面,农村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包括最先改革的地区。

十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的历史绝不能在我国重演。”(《促进九十年代农业稳定发展的建议》,１９９２年国务院办公厅作为参阅文件印发,上送中央领导,下发省市部门)。此后,基本建设乱占耕地之风并未刹住。去年全国共减少耕地１０１１万亩,垦复５５０万亩。垦复的生地其肥力和产量,都赶不上原有的熟地。高速公路在外国因要征用私有土地,建设起来较难。而在我国,从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就建成４.１万公里高速公路,１５年赶上美国３０多年的建设,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这是大量圈占农民土地的结果。还有许多建设项目,情况也大多如此。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内地边远地区,就说在中央眼皮底下的京津两个直辖市。据《人民日报》今年３月27日报导,最近国家审计署查出,北京市六环路一段高等级公路共征地６８１７亩,２００１年８月开工,翌年１０月通车,市政府迟至２００３年才申请征地审批。最近天津市各区县假借新农村建设之名,违法占地之风越演越烈。土地是国家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农民的命根子,一旦被占用了,他们就成了“失地农民”,无依无靠,一下子坠入了贫困人口行列。很难估计清楚,目前全国失地农民到底有几千万人!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从南到北一些省市的农民,由于土地被征用,他们上访无果,就自发的组织“护地队”,打响土地保卫战。(《报刊文摘》２００７年１月5日)

在农村因病致贫,贫病交加,无钱医治而死亡的人口有增无已。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驻华代表今年２月底说:“尽管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过去３０年人均寿命只增加了３岁。”(引者按: 据查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 从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２０年人均寿命增加了３.６岁。而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２８年按男女分别计算,增加了１３.１—１９.８岁。)世卫组织这位代表又说: “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大量补贴医疗卫生系统,有偿或者无偿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以及预防性护理。在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府撤销了大部份这类补贴,医院和诊所不得不依赖对患者进行收费。一些贫穷的农村地区, 医疗保健要么很少, 要么根本就没有。即使医疗保健能够得到,价格经常高得使一半中国人有病不敢去看。”这些话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我国过去和现在的医疗保健和人均寿命情况,以及目前城市特别是农村居民因病致贫,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的原因。

在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反复批判过去的工资制度是搞平均主义,实际是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人为的制造贫富悬殊。对工人公开提出“砸烂铁饭碗”的口号,使广大工人群众跟着共产党闹了几十年革命,好不容易挣到的工作岗位--“铁饭碗”给砸了。使他们时刻处于失业的威胁,重新受到列宁说的资本主义“饥饿的纪律”(相应的封建主义实行的是“棍棒的纪律”)的管制。并且拉开工资差距,实行奖金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以后进一步实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国企改制实质上是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有的是低价出售给私人,有的搞管理层收购(ＭＢＯ),可以说是半卖半送。企业的性质变了,分配关系也变了,实行所谓按要素分配,实质上主要是按资(本)分配。老总(厂长)变成了老板,工人由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力(打工崽)。收入差距大为拉大, 工人的月工资一般几百元,老板的年收入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有几千万元的。这样,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了。

３、在经济政策上只抓发展,不抓分配,是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说生产是起点,那么消费就是终点。只单抓生产这个起点,勿视消费这个终点,就会使整个再生产过程不顺畅,甚至受阻和破坏。我们的政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只强调发展生产, 片面的说这是“硬道理”,而忽视分配,似乎这是软道理。这一说法传延至今,有的学者现在仍奉为不可移易的圭臬,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分配问题上,在政策上又提出一些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相矛盾的口号,如“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等等。这些口号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产品分配、特别是按劳分配理论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６-１３页);在实践上,把社会分配问题引向岐途。《哥达纲领批判》指出,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的天赋不同,结婚与否,子女多少,在按劳分配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消费品)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反之,相对应的是另一个人所得到的(消费品)就要少些,也就是要穷些。马克思说:“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社会成员必然会有穷有富,并不可能保证所有的人都富裕起来。特别是在目前,在“让一部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下,于是一部份人公开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大发其财。而另一部份人受剥削压迫,生活越来越艰难,感到失望,有的甚至走上绝路。

对“让一部人先富起来”,还有“一切向钱看”这样一句拜金主义的口号相补充。当初人们看到,最先做到这一点的是那些“二进宫”的劳教释放人员。“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们对当时先富起来的这种社会状态,记忆犹新。有位著名经济学家也赶时髦,提出要把“投机倒把”这样一类词汇,从经济学词典中去掉。理论上这样推波助澜,助长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唯利是图,歪风邪气盛行一时。

应当指出,后来有相当一部份科技人员和“海归派”办实业公司,凭真本领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富了起来,他们受到社会的尊重。但也有一部份官员下海,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发了横财,有的因之锒铛入狱。在主流媒体反腐倡廉的信息中,有大量这方面的报导。

在先富起来的群体中,一部份高干子弟成为亿万富豪,特别引起国内外的注目。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发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详细纪录了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该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有８５-９０%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
至２００６年３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财产)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有２７３１０人, 超过１亿元以上的有３２２０人;其中有２９３２人是高干子女,拥有财产２０４５０亿元。他们集中在以下八个省市:广东省,１５６６人;浙江省,４６２人;上海市,２２５人;北京市,１９５人;江苏省,１７２人;山东省,１４２人;福建省,９２人;辽宁省,７９人。

该报告披露,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１)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按:俗称“假洋鬼子”)从中获取回佣;(２)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价高出６０-３００%;(３)操纵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４)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贷款,无本获暴利;(５)走私、逃税,每年从日本、欧洲走私来的轿车３-４万辆;(６)金融机构无抵押贷款,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７)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８５%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子弟。一公里高速公路,能获利７００万-１１００万元。(８)抽逃资金到个人账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９)操纵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媒体称,官方研究机构这个调查报告,给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发行量相当大的《大众证券》报,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８日也扼要报导了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

还有“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口号,这是根本无法实行的。这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个幌子, 多种分配方式主要是按资分配是其实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愈来愈大的私营企业中,老板实行按资分配,追求最大的利润是其天性,怎么可能搞按劳分配呢? 在国有企业中,老总们在逐步实行年薪制,纷纷向私企老板看齐;在改制中实行管理层收购(ＭＢＯ),结果他们的收入比工人高出十几倍几十倍不等。这样,公私企业主与职工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

主流学者拒不承认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他们的根据是邓小平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又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１１页,第１７２页) 后面的这一句话,是１９８６年９月2日接待美国记者华莱士的谈话,发表在当年９月１５日《人民日报》上。到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７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特意删去了原来有的:“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百万富翁很难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这是一句很重要的、但与此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的话,因为此时中国社会不但出现了百万富翁,而且出现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删去此话,避免了《文选》与现实情况不一致的矛盾。但是,现实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原来发表此话的《人民日报》已向全世界发布,国内外读者是有据可查的。其实,邓小平晚年也认识到过去这话不对,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６日在与其弟邓垦谈话时说:“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年谱》第１３６３页)所以,主流学者抓住邓小平自己都认为过去讲得不妥、晚年已予以否定的话作为根据,显然这是不足为恁,是没有说服力的。某些部门迄今为止仍用这句话作为一个禁区,限制研究深入一步,是不明智、不妥当的。